历史渊源

3000余年前的中国西南，群山环抱中的川西平原，人们在这块肥沃丰润的土地上种桑养蚕，并在织出的丝帛上用绣花针穿上五彩丝线刺绣出美丽的图案——蜀绣。蜀绣从古代先民的劳动生活中诞生，并开始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汉末三国

清末民国

新中国

汉末三国：蜀绣与金银珠玉同列

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今见蜀绣较早记载出于西汉文学家杨雄，其《蜀都赋》云：“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并描述在成都随处可见“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情景，另有扬雄《绣补》诗，诗中表达了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到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名声在外。据文献记载，东汉蜀国最早的君王蚕丛已经懂得养殖桑蚕。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就已经驰名天下，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蜀国经常用它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晋常璩《华阳国志》详载蜀地宝物，便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

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匠，视之为奇珍异物。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在唐代，安靖刺绣作为贡品进入宫廷，成为皇帝奖赏功臣的主要物品。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时至宋代，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文献称蜀绣技法“穷工极巧”，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

清末民国：蜀绣制作渐成行业

清朝中叶以后，蜀绣逐渐形成行业。道光年间，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料、师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这种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的利益，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政府为提倡振兴实业，当时各县官府均设"劝工局"以鼓励蜀绣生产。劝工局下设刺绣科，专门管理蜀绣的生产和销售。蜀绣中不少精品被指定为皇室贡品，而且优秀的艺人还被授予“五品同知衔”的称谓，极大地鼓励了蜀绣的生产和制作。随着蜀绣行会的成立，成都的蜀绣店铺、作坊多达数十家，从业绣工也有1000余人。这一时期，刺绣产品开始由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产品逐渐划分为穿货、戏衣、灯彩三个行业。

清末至民国初年，蜀绣在国际上已享有很高声誉，在1915年国际巴拿马赛中荣获金奖。民国后，蜀绣虽然不再绣制朝衣和贡品，但绣制日用品的范围却越来越广，几乎包括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幼儿的披衫、鞋帽，大到结婚时的床上用品、室内装饰品及馈赠酬酢用品。这是蜀绣民间性突出的方面，城乡妇女闲时多自绣鞋帽枕套头巾甚至帐帏被面等，操练极精者即成高手。

新中国时期：蜀绣工艺创新技法

抗战时期，文化中心南迁，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如产生了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表现人物发髻的“螺旋针”，表现鲤鱼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大大丰富了蜀绣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文革”中，蜀绣同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

动乱期间的蜀绣厂受到外界波及，一些重要的资料被毁坏，很多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年中国四大绣，粤绣、苏绣、湘绣都参加了广交会，唯独缺了蜀绣。来此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还特意向周恩来总理问及蜀绣状况，此后政府领导人开始逐渐重视起来，蜀绣厂等到了新的转机。1971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蜀绣厂少数人员开始恢复生产，那些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刺绣工人也纷纷返厂。20世纪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追求和享受美

古人早有审美意识，这是在基本满足物质需要后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在中国文化中，“绣”不仅是一种具有审美气息的消费品或奢侈品，还是“美”的同义语。中国刺绣的历史久远而丰富，“绣”在古代典籍中有很多文字记载。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诗经》中有“黼衣绣裳”、“衮衣绣裳”和“素衣朱绣”的描述。古代典籍早就把“会”（绘画）与“绣”并提，将“锦”与“绣”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这不仅是古人对“织锦”、“刺绣”的共同赞誉，更表示的是绣与锦密不可分，在“锦”上再添“绣”，就是锦上添花，能够使其更美好。所以，“锦绣”这个词，虽然指的是精美鲜艳的丝织品，而它往往是喻示美丽和美好。

绣”体现出了美；因为美，所以在有等级的古代社会也就对“绣”的表现形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尚书·虞夏书》记载了帝舜命禹“作服”以宣威四方：“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至此奠定了“衣画而裳绣”的天子衮冕十二华章制度。其以日月山川等现实形象图案来象征、寓意皇权威严和社稷广博的手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纺织、刺绣纹样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蜀绣三千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古蜀人不仅勤劳，聪明，而且热爱生活，懂得审美并且能够审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作出无数五彩缤纷、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也创造和发展了独特的刺绣技艺和蜀绣文化。

国家依靠的经济支柱

早在汉代，蜀绣就已誉满天下。《后汉书》说当时的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扬雄是西汉著名文坛领袖和文学家，他在《蜀都赋》中用“挥肱织锦”、“挥锦布绣”、“展帛刺绣”等词汇来描绘芳华辉映、光彩流布的蜀国繁荣场面，不仅表明当时的蜀绣工艺已相当成熟，绣品与织锦一起并称“锦绣”，是家喻户晓的纺织产品，也显示出在西汉时“锦”和“绣”就是人们心目中公认的美的象征，都是丝织物中最精美的制品。

因为蜀锦蜀绣的重要性，从秦汉时开始，政府便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对包括蜀绣在内的丝织业进行管理。成都此后便被称为“锦城”。这一方面说明蜀锦蜀绣在当时很发达，对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支持蜀锦蜀绣的大发展。

诸葛亮在他上给后主刘禅的表中，提到他家“有桑八百株”，可见他对种桑养蚕发展蜀锦蜀绣等丝纺手工业的重视。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提倡下，蜀锦蜀绣生产空前发展起来，生产量巨大，以至蜀汉亡国时库存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左思在《蜀都赋》中说：“闤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成都织锦刺绣业之大盛的情景。汉末三国时，蜀绣与蜀锦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是蜀汉国的经济支柱。蜀汉国的丞相诸葛亮就说过：“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蜀绣经常被用来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以应车战之需，从而成为蜀汉国出口邻国的主要的财政来源。正是因为蜀汉国的纺织技术、刺绣技术的发达，才使作为出口产品的蜀锦蜀绣能够构成巨大的市场竞争力。

《后汉书》中记载有曹操派人到蜀地买蜀锦蜀绣的事情，裴松之在《三国志》中注引的《吴历》也有蜀锦蜀绣作为礼品送给孙权的记载。南朝宋人山谦之《丹阳记》更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至是乃有之。”可知江南锦和绣的生产是在三国六朝时期始由蜀地传去的。

蜀汉之世，蜀锦蜀绣不仅畅销西南，还远销中国的北方和东南。魏文帝曹丕有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锦绣织品。在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二年（238年）送给倭（今日本国）女王的许多礼品中，则首列 “锦三匹”。当时魏、吴都不生产锦和绣，那么，所谓“锦三匹”，就应该是蜀锦蜀绣了。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说：“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汉晋以后，蜀地纺织业和刺绣业，主要是蜀锦蜀绣的生产，相沿成习，见之于文献记载者不少，其工艺之精，品种之多，均体现了古代蜀地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汉以后至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相对安定的局面为蜀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大，刺激了蜀绣业的飞速发展。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匠，视之为“奇珍异物”。时至宋代，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文献称蜀绣技法“穷工极巧”，蜀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绣品在工艺、产销量和精美程度上都独步天下。

蜀绣的生产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分布在成都平原，世代相传，至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行业，尤以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蜀绣为著名。当时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以鼓励蜀绣生产，可见其制作范围之广。当时的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

清末民初，包括蜀绣在内的中国的四大名绣，频频参加国际盛会，享誉海外。在许多世界博览会上，中国的刺绣工艺品都得到各国参观者和顾客的高度赞誉。“四大名绣”更是引得国外博物馆和收藏家们的争相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品种日益增多。

巴蜀文化的重要构成

古蜀人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其中包括巧夺天工的刺绣技艺蜀绣。秦以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蜀地虽多经战乱、变革，但扎根于民间的蜀绣技艺，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仍世代相传，历经两汉、唐宋、明清三个高峰期，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川西地方特色的针法技艺，最终在清代确立了其在我国传统工艺中的重要地位。蜀绣作为我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一大流派，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富的内涵。

在当代，蜀绣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因为，蜀绣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蜀绣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知道和了解的巴蜀历史，其实是有缺失的。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记载不完整；二是秦统一后，文字划一，有的资料被湮没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巴蜀大地孕育出光彩夺目的“巴蜀文化”，川菜、川酒、川茶、川剧、蜀绣……享誉世界。所谓巴蜀文化，其实就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产物。可以说，巴蜀文化是在对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大方采借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蜀绣与巴蜀文化的演进历程有非常大的关系：重视统一和安宁，少战乱，有利于蜀绣的稳定发展；重视交流和开放，蜀绣不固步自封，而是与其他刺绣技术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重视科技和文教，蜀绣在针法技巧上不断创新，古老的工艺传承了数千年；倡行道义与责任，蜀绣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需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重要的贡献。

正是因为巴蜀的多元化文化的不断汇集交融，形成巴蜀独特的风俗文化及民俗特征。而蜀绣，作为巴蜀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之一，绵延几千年，无论是其文化内涵还是其针法技艺，都对中国刺绣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蜀绣以“色彩鲜艳、形象生动富有立体感”的图案，“红花绿叶子，镶色配杆子”的浓艳色彩，“针脚平齐、片线光亮、掺色柔和、车拧到家”的严谨细腻针法而著称。